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强。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近代科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的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两弹一星”奠定大国地位，“陆相成油”理论甩掉贫油“帽子”，杂交水稻让亿万百姓端稳饭碗，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敲开了互联网世界的大门，载人航天实现千年飞天梦想。
科技地位前所未有
在科研这条路上，《Nature》（自然）杂志与《Science》（科学）杂志并立为两座“大山”，受到科技界的推崇，世界各国科研翘楚都以在这两家杂志上发表论文而感到荣耀。139年前，中国科学家徐寿在《Nature》杂志发表了关于声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考证律吕说》，《Nature》编辑部评价为“非常出奇”。
回望过去数十载，中国的科技创新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复兴之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向记者提到，科技创新正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科技规划、计划实施，科技改革大幕开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理论，科技界从此焕发勃勃生机。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及《纲要》，对到2000年、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前景作了宏观性、概括性的表述。根据《纲领》及《纲要》，1991年3月国家科委又组织制定《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
进入新世纪，我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2013年至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年均增长11.1%，增速世界领先，远高于同期的美国、欧盟和日本。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主要明确“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转眼5年过去，研发投入结构持续向好，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研发支出达到19657亿元，投入强度为2.18%。
“以往我们提到科技总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但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科技’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有专章部署。这是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厉克奥博表示，现在的世界舞台更像是拳击擂台，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技巧和装备，科技就是最重要的装备。从近两年的贸易摩擦来看，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装备”的重要性。
砥砺前行的科技之路
科技投入及其成果的有效利用通常被视为国家经济回到稳步增长之路的一个重要条件。20世纪末，日本政府也曾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大量财政预算开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3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仍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
大力投入科研最显著的成果，便是日本“18年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奇迹，而长期占科研经费15%比重的基础研究投入，也终于在10多年后的半导体领域结出硕果。
回看中国，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完成。2016年5月23日，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召开专题会议，梳理总结重大专项“十二五”进展成效和存在问题、研究确定“十三五”聚焦瘦身思路和重点任务。
5年后，科技重大专项在新经济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5G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全面推进；国家级自创区和高新区成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载体，169个高新区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2.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5.1万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的疫苗研究与世界同步，并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科研攻关格局。
科技这条路，中国走了很久。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财政的投入、金融的润滑、商业的造血和普罗大众对科学精神的尊重。
尽管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世界环境与我国经济发展背景来看，中国成为科技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院院长荆林波感慨地向记者表示，与进入创新型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
荆林波谈到，我国科技不足主要有以下表现：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需要发展壮大。
科技创新需要三方联动
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由于发展起点较低，我国通过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形成了中国的产业体系。这不仅使我们以最短的时间告别短缺经济，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逐渐向制造强国迈进。可以说，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从“追赶”到“并跑”的重要路径。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小到芯片、新材料，大到数控机床、发动机，一味模仿创新是做不来科技强国的。”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院长殷绪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世界经济格局正重新洗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疫情引发的问题和激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我国科技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基础前沿领域等方面，仍有提升和发展的空间。”殷绪成认为，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我们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解决方案。“科技自立，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乃至生死考验时，给生存以希望；国家自强，是在动荡的世界变局中，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迈出高质量发展步伐。”
在科技行业，无论实验还是研究，都需要极端的耐心和极致的专注，一旦有所成，其不仅会带动万亿规模的市场，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可喜的是，近年来，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不仅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还主动从技术开发向基础研究延伸。2018年以来，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吉利等企业先后成立研究院，纷纷在基础研究领域布局，不仅在内部投入巨额资金搞基础研发，还跟外部的高校和研究所开展大量合作。
殷绪成表示，在摘得科技硕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机制参与度不足、科学研究没有应用层面的方向指引等困境。“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政府、企业和高校都应专注在关键技术点，同时还要各司其职，分别从基础设施、应用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发力，按自身需要进行科研，而不是为了转换而转换。当三方形成闭环，再交流合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下一步，我们需要尽快完善激励创新的环境，加强政策措施落实力度，提高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记者李雪娇）